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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途贸易 催生“商帮”

  晚明时期的城市制造业发展令人印象深刻,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也同样让人惊艳,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棉纺织业。棉花于宋朝末年引入长江三角洲,在海岸附近的沙土里蓬勃生长。15世纪期间,丝绸制造技术在棉纺织业上的应用,令这一行业在三角洲兴盛起来。松江地区(现上海附近)成为了棉纺织业的中心,生产的棉布行销全国。棉花的种植、轧花、纺纱与织造成了农村经济中的专项工作,而印染和压延成长为城市产业。
 
  由于江南的棉花产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棉布需求,商人转向中原和广东进口原棉。商人资本常常介入纺织程序的每一个步骤。在农村,纺织工绝大多数为妇女,她们成了赚取计件工资的全职家庭手工业者。市镇上的中间商将皮棉赊给纺纱工,将纱线赊给纺织工,然后以折扣价格购买成品。对于商人对棉纺织业劳动过程的掌控程度,学术界仍有分歧,但毫无疑问,许多农村家庭的确靠手工艺品售卖来维系生计。
 
  在江南的其他地区,农村产业的地方专业化也得到了发展。例如,绍兴农村开始专注于米酒酿制,打造出了自己的品牌形象。到18世纪时,绍兴米酒已经占据了全国市场,但却仍旧是彻头彻尾的农村产业。绍兴的一半稻田都种植了酿酒用的高筋大米品种。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家庭融入商业经济,江南农村涌现出许多人口只有500~2000人的小镇。这些小镇成了农村生产者与地区和国家市场之间的连接中介。盛泽、南浔、震泽、乌清、濮院、新市以及江湾等繁盛的丝绵制造中心,发展壮大为具有2万~5万人口的大型城镇。
 
  城市纺织业中出现了多种劳动安排。许多织工都是独立工匠,完全依赖家庭成员的劳动。大一点的纺织作坊配有20台或以上的织布机,并和工匠签订长期的合同。但仍有很多熟练技工选择做散工,他们在某座桥下或某个茶馆聚集,等待潜在的雇主。一些商人会实行外包,将织布机租给织工,并为他们提供原材料。清代的江南织造业出现了多层次的承包生产体系,这种体系可以有效分散风险,避免生产集中在企业主手里。
 
  丝绸行业里,被称作“账房”的批发商从中间商那里购买纱线,并与织造和印染作坊签订丝绸制造及整饰合约。账房与作坊的合同经常由承管居中协调,后者对订单的履行及货物损失负责。棉纺织业中也存在类似安排,只不过因为这里的批发商会以自己的品牌销售成品棉布,因此它们被称作“字号”,而它们所倚赖的,则是负责印染和压延的承包商。在18世纪30年代,苏州棉布压延行业的雇工超过1万人。300个承包商掌控了这一行业,它们拥有自己的设备,从批发商处拿布,并从付给工人的计件工资中赚取相关费用。
 
  工匠之间的组织仍然弱小。尽管17世纪时城市商人和店主开始建立行会,工人的劳动联合与集体行动却受帝国的压制。例如,政府官员规定,压延行业的工人不得集体要求加薪,此外,他们还准许承包商采取高压手段。在处理合同、债务以及停工纠纷时,地方官员会坚决支持标准合同程序和“现定章程”(行规)。不过,出于防止商人垄断市场以及保护劳动阶级的生计的目的,地方官员也会尽力平衡行事。
 
  晚明时期的长途贸易和地区专业化,也促进了经济管理和组织的新发展。多数的商业企业是家族企业,但商业规模的扩大,往往使得资本和人力所需超出个体家庭的供给能力。不过,企业家在招募合伙人和雇员时,仍然看重亲戚和同乡。宗族制度的发展,尤其是宗族共财体的建立,为家族企业向准企业经营转变提供了手段。此外,在远方城市短期逗留或定居的长途贸易者,也与同乡商人建立了合作联盟。这些同乡会式的联盟不仅促进了长途贸易,也使两大最为成功的团体——徽商和晋商各自打造出名副其实的贸易帝国。
点击次数:  更新时间2019-05-04  【打印此页】  【关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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