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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明商业 低谷复兴

  洪武帝对江南地主利益集团的清洗,导致农村社会均化,土地占有也变得更为分散。个体农户往往拥有数量众多的小块地,广泛分散于大面积区域之中;大地主的地产则经常遍布数县。土地占有的分散以及水稻种植必需的集约化技术,阻碍了资本密集型农业经营在这一地区的发展。与雇佣劳工自己经营相比,地主更愿意将土地出租给佃户。佃农通常有自己的耕地,但数量稀少,难以靠其维系生计。
 
  粮食分成在当时很常见——地主和佃户平分土地收成,如果地主提供农具、牲畜以及种子,则可以分得更大的比例。不过,在有些情况下,佃户也经常以白银支付固定地租。
 
  16世纪时,江南出现了一波土地集中化趋势,大量的土地落入贵族或者宗族信托的手中。另外,家奴的数量也出现了增加。那些统一归为士的儒家贵族精英,包括在位或退休的政府官员以及科举考试的高中者,都可以获得极大程度的劳役赦免。繁重的劳役(尤其是里长,需要对税负拖欠负很大的责任)使得很多财富中等的平民,将自己的土地投献(即委托)于特权贵族名下。在江南的绝大多数县,拥地300~400亩才有资格担任里长,但在某些地方,只有230亩土地也要承担里长之职。投献土地的这些人名义上成为家奴(法律上为主人家的成员),并继续以佃农身份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。富裕家族也会通过购买、收养以及抵债等形式获取家奴,但这些家奴主要从事的是家务而非农业劳动。
 
  家奴通常以合同形式确定服务或者纳贡的形式,其身份并非是无条件的,也非世代相袭。在这方面,家奴类似于长工,雇主对其拥有一定的法律特权及家长责任。当然,农业大庄园与合同劳工的严重程度实际上被过分夸大了。按照黄仁宇(编按:1918~2000年,美籍华人历史学家,代表作《万历十五年》)的说法,只有极少数极其富有的家族可以拥田上万亩,而大型地主拥有土地的规模普遍在500~2000亩之间。这些地主通常住在城镇而非农村,他们将土地的管理和收租任务交给监工负责,监工通常也是投献土地的家奴。当然,无论地主在城镇还是在农村,佃农和家奴都在经济上独立于地主。
 
  16世纪期间,伴随着农业产量增加以及长途贸易的复苏,农业生产和手工业也重现区域专业化。江南和一直缺乏耕地的福建靠外部输入的稻米养活人口,当地人则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及手工业(江南主要从事养蚕业和棉纺织业,福建则出产糖、茶以及陶瓷)。长江中游湖南和湖北的盈余稻米随着江船顺流而下,直抵江南,而海船则把大米从珠江三角洲运到福建。
 
  在1550年之前,几乎所有的商业城(7.150, 0.29, 4.23%)市都分布于长江和大运河这两条区域贸易主干线的沿岸,但到了16世纪下半叶,商业化的步伐开始加速,中华帝国的经济结构也为之转变。周期性市场开始在包括华北平原在内的多个地方扩散,市场逐步深入中国的乡村生活。
 
  明初劳役体系以及匠户世袭制度的消亡,为劳动力的更合理分配铺平了道路。始建于明初的25个皇家丝织厂,如今只剩下3个,分别位于南京、杭州以及苏州这三大丝绸主要生产中心。私营制丝业的产出大幅超越了国营工厂。在17世纪早期,苏州有数千家从事织造的“机户”,从事印染及其他专业任务的人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——相比之下,皇家丝织厂里仅有200台织布机。丝绸织造在清朝进一步集中化。据估计,晚明时期,江南织布机的总数为1.5万台,到19世纪早期,这一数字增至8万。
 
  在当时最大的瓷器制造中心景德镇,高度复杂的分工将制造过程分解为20多项专业任务。起初,景德镇的皇家瓷窑由世袭工匠负责运营,每三个月人员轮换一次。后来瓷窑转向使用雇工,最后相关部门干脆直接关掉了瓷窑,将生产任务分包给私人企业。晚明时期,景德镇的私窑超过200座,每座雇工约30人,它们与成千上万的小作坊一起,一边为皇室和国际市场生产精美瓷器,一边为普通消费者制造各种各样的日常用品。
点击次数:  更新时间2019-05-04  【打印此页】  【关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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